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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公费医疗：迈向公平医保的关键一步

你知道吗，曾经有一种医疗制度，能让少数人看病几乎不花钱，而大多数普通人却要为自己和家人的医药费精打细算？这种制度就是“公费医疗”。它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面向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从2013年前后开始，中国多地陆续取消了这一制度，将其并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不仅仅是医疗体系的并轨，更是一场关乎社会公平的改革。为什么取消公费医疗会引起这么大关注？它到底带来了哪些变化？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什么是公费医疗？它曾经为什么存在？

公费医疗制度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计划经济时期。简单说，就是国家通过财政拨款，为特定群体——主要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或几乎免费的医疗预防服务[citation:1][citation:5]。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个人通常不需要缴费[citation:3]。

这种制度在建国初期，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为保障国家工作人员的健康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粗放式”的医疗保障，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约束机制，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citation:1]。

为什么要取消公费医疗？

取消公费医疗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背后有多重原因的推动。

首先，财政负担沉重，浪费现象严重。公费医疗的支出增长迅速，给各级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由于缺乏成本约束机制，“小病大看”、“过度诊疗”、甚至“一人公费，全家吃药”的现象屡见不鲜[citation:7]。有报道提到，一些享受公费医疗的退休干部甚至每天到医院开药，然后转卖给药店，这造成了医疗资源和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citation:7]。数据显示，2011年，广州市6万多名国家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花费近1.5亿元，而该市258万多名普通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为1.3亿多元。政府财政为国家工作人员支付的人均医疗费用，远远大于普通的城镇居民[citation:5]。

其次，制度本身不公平，凸显社会差异。公费医疗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身份的福利特权。它覆盖的人群范围有限，但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相比，其报销比例更高（公费医疗普遍在90%以上，职工医保则在70%左右），保障也更全面（很多地区公费医疗“上不封顶”，而职工医保有封顶线）[citation:3]。这种差异导致了同是纳税人、同是劳动者，却因身份不同而享受截然不同的医疗待遇，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citation:3][citation:4]。

再者，“并轨”改革有助于增强整个医保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医保本身像一个蓄水池，是靠大家共同缴费来抵御疾病风险。将原先在制度外循环的公费医疗资金纳入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池，其较高的筹资水平有助于充实统筹账户，加强基金整体的支付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citation:1]。

取消公费医疗带来了哪些具体变化？

取消公费医疗，并不是简单地把公务员等人的医疗保障“拿走”或“降级”，而是将他们纳入到和城镇企业职工一样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内，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统一和公平的体系[citation:1]。

1. 筹资方式变了：从财政全额负担到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 过去，公费医疗经费完全来自财政拨款。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需要和普通企业职工一样，个人缴纳本人工资的2%，单位缴纳工资总额的6%左右（具体比例各地略有不同）进入医保基金[citation:8]。这强调了个人责任，也符合社会保险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

2. 就医管理和报销方式变了：从定点报销到持卡实时结算 以前，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往往只能在指定的少数医院就医，并且需要先自己垫付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再走报销流程，有时甚至“开车的油钱都比药费高”[citation:5]。改革后，他们可以像所有参保职工一样，持社保卡在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并实现费用的实时结算，便利性大大提升[citation:5]。

3. 待遇衔接有保障：多数地区辅以公务员医疗补助 为了平稳过渡，防止改革后相关人员待遇大幅下降，许多地区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建立了公务员医疗补助等补充保障措施[citation:8]。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改革后的待遇水平不至于有太大落差。

改革遇到了哪些阻力？又是如何推进的？

任何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取消公费医疗也不例外。

最主要的阻力自然来自于原有的受益群体。从报销比例高、保障范围广的公费医疗，转向可能有一定自付比例和封顶线的职工医保，一些人担心自己的医疗福利会“缩水”[citation:2][citation:4]。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话说回来，改革的趋势是难以阻挡的。推动改革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公众对于公平的强烈呼声，要求废除这种基于身份的特权制度[citation:3][citation:4]；二是地方政府减轻财政压力的现实需要[citation:5]。公费医疗支出已成为许多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改革有助于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增长。

从实践来看，改革采取了循序渐进、试点先行的策略。例如，北京市平谷区在2009年就率先进行了试点[citation:2]，积累了经验后，北京市在2012年1月1日起取消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citation:3]，南京市则从2013年1月起跟进[citation:1]。这种稳步推进的方式有助于化解阻力，确保改革平稳进行。

取消公费医疗，意义究竟有多大？

取消公费医疗，其意义远不止是节约了一些财政经费那么简单。

• 最直接的意义在于促进社会公平。它打破了医疗保障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消除了基于身份的特殊福利，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一步[citation:3]。让所有劳动者在同一个医保制度下，遵循相同的规则，这本身就传递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citation:1][citation:3]。

• 有助于增强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共济能力和可持续性。将更多人群，尤其是收入稳定、筹资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纳入统一的医保基金池，可以做大基金的“蛋糕”，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最终惠及所有参保人[citation:1][citation:4]。

• 对廉政建设和改善政府形象也有积极作用。它清理了一种隐性的福利特权，有助于遏制“公费医疗”可能滋生的浪费和腐败现象，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citation:7]。

• 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让政策的制定者回到了和广大民众相同的制度体系中。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如果做决策的人不在广大国民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里面，很难想象，他们会非常主动地、积极地、从长远地考虑构建全民基本医疗保障。”[citation:1] 当决策者自己也成为普通参保人的一员时，他们可能会更积极地推动整个医保体系的完善，比如提高报销比例、降低自付费用、优化服务流程等，这对其余所有人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未来的路怎么走？

取消公费医疗并纳入职工医保，可以说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医疗保障领域公平性问题的彻底解决。

目前来看，虽然制度并轨了，但为了保障改革平稳过渡，许多地方通过公务员医疗补助等形式，实际上仍在尝试维持原公费医疗群体较高的医疗待遇水平[citation:8]。这或许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措施，但其长期效果和公平性，可能还需要持续观察。如何更好地处理制度统一与待遇平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智慧和决心的课题。

此外，放眼整个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就业形态人群之间的保障差异依然存在。取消公费医疗的更深层启示在于，医疗资源的配置和福利的分配，应该更多地向着普惠、公平的方向调整，甚至应当考虑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citation:4]。这才是实现“病有所医”梦想的真正方向。

总的来说，取消公费医疗，与其说是“剥夺”了某个群体的福利，不如说是把原本有些“脱轨”的特殊福利拉回了正轨，让它回归到社会医疗保险本该有的、大家共同分担风险的模式里。这肯定是一个进步。它告诉我们，那些曾经被认为难以触碰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并不是动不得的。改革的勇气，往往就来自于对公平正义的坚持和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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